四川成都市某小区因手机信号差，需增添信号设备，但移动公司工程人员进入小区施工时，遭到部分业主的反对和阻拦，理由是担心信号设备有辐射，会对人体健康导致非常严重危害。在多次协商无果后，近日，三大运营商联合铁塔公司共同决定从小区撤离，随后小区大部分居民无法拨打、接听手机或上网
与成都小区类似，公众出于自身健康受一定的影响的担忧而与公共设施建设施工部门发生冲突的事件日益增多。比如北京就由于小区附近架设高压电线、修建垃圾处理设施等问题，也发生过公众反对设施修建事件。
手机使用、电力输送和垃圾处理等，都是日常生活的“刚需”，但公众对其相关设施的环境健康影响却难以判断，分歧巨大。对此，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等专家觉得，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推进，能不能取得成效直接取决于人的素质，一定要尽快提高公众的环境与健康素养。
环境与健康素养指的是人们获取并理解环境与健康基本知识， 同时运用这些知识对常见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做出正确判断，树立科学观念，并由此具备保护自然环境、维护自身健康的能力。
“过去由于对雾霾不了解，人们即使遭遇雾霾天气，也以为是大雾而漠不关心;如今，有时发生的是大雾，大家也会以为是雾霾而非常担心。”有环保的人说，由于缺乏环境健康知识和素养，很多人都是人云亦云，对环境问题一惊一乍。朋友圈里更是各种误读甚至谣言盛行，不但给环保工作的开展造成很多困难，而且为此还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为推动社会共同努力应对环境与健康问题，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中国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试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做了我国首次对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的调查，并于2016年底发布《北京、湖北和甘肃三省(市)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抽样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较低，仅8.41%，即每100个1569岁的居民中，仅有不到9人具备环境与健康基本理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其中，基本理念、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素养水平分别为20.11%、5.85%、24.27%，基本知识水平低是导致环境与健康素养总体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相关负责这个的人说，我国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低，加大了社会治理成本;即便是素养水平相比来说较高的城市，高学历、低年龄段居民，其基本知识分类素养也有明显“短板”。
按照《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总体实施方案》，生态环境部于2018年在北京、内蒙古和云南等15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90个县(区)开展了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工作。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相关负责这个的人说，截至目前，全国近4万余份有效问卷已回传至技术后台，完成了监测任务目标，新的监测报告预计在2018年底发布。
生态环境部有关人员表示，环境污染已成为影响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众健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依靠公众的力量来保护环境、维护健康，是最具普惠性、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措施。
台湾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所长叶欣诚教授在此前召开的“环境素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论坛”上说：“大家都很清楚环境问题从何而来?是人的想法、行为造成的。”而环境与健康素养，是人对于环境的知识、态度、行为、价值观等的综合体现，也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系统思维能力。“很多环境议题都面临两难处境。就像北京的空气为何会变好?一定是有很多工厂关门，不排放污染物了。虽然污染物排放减少了，却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和一些人的生活。这样的矛盾总是会出现，如果我们也可以强调系统思维，用宏观发展的观念理解、看待这些矛盾，就能够尽可能的防止不少冲突。再如有机作物、纳米科技、人工智能等，也有一定可能会对公众的环境和健康造成影响，甚至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造成冲击，但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需要人们用系统思维去共同解决。”
除了系统思维能力不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春说，我国环境与健康素养培育还面临着一些别的问题，如相关知识的缺乏、公众生态价值观比较淡薄。“人们通常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自然，在涉及到自身的健康时才会考虑环境问题。”
公众环境与健康素养还存在很多较为复杂的问题，也不是知识越多素养就会越高。台湾曾经就环境与健康素养做过全面调查，叶欣诚说：“结果发现，基本上小学生、中学生的环境与健康素养比大学生好。在很多其他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很多人并非会随着成长，其环境与健康素养就会提升，有时懂得越多想得也越多，行为和态度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了。”
因此，很多专家这样认为，依靠公众的力量来保护环境、维护健康，社会各方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徐春说，生态文明与人的环境与健康素养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提高环境与健康素养有各种途径，其中，社区很可能被忽略了。社区的环境和公众自身健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对社区内部的生态进行保护和治理，能解决政府治理难以触及的“细枝末节”。社区这个环境既具有私益性，又有公益性，公众在社区里非常容易协商，环保组织进入社区后也能够助力社区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的提升。
“我们现在面临社区参与失灵的困境。”徐春表示，政府应提供平台，让环境信息在“阳光下”透明清晰，让社区公众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关注环境利益，监督周围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并主动通过参与社区环境的建设，提高自身的环境与健康素养。
“美国等国的学者提出，应通过环境教育来提高环境与健康素养。”贾峰表示，环境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公众对环境整体的感知与敏感性，了解环境问题，并通过学习，积累经验，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目前，我国正逐步建立绿色校园、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等。“虽然与世界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在环境教育方面还存在差距，但差距正在缩小。”
据了解，各地都在积极开展环境教育工作，如《天津市环境教育条例》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对本单位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环境教育培训，受教育人员比例不能低于95%;纳入国家和本市排放污染物重点监控的企业，其负责人和环境保护管理人员、环境保护设施操作人员，每年接受环境教育培训的时间不可以少于8学时;小学、中学每学年安排的环境教育课时不可以少于4课时等。“通过这样的法规，可以让环境教育进入到有法可依的轨道，建立完善环境教育的保障和监督、奖励惩罚机制。”贾峰说。
环境与健康素养是1968年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此后，美国通过环境教育法等多部环境方面的法律，倡导环境与健康素养。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应重视环境与健康素养的问题。
2003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增进环保热情及推进环境教育法》，该法要求各级政府负责建立环境教育体制，包括收集和提供关于环境保护的信息和资料，为国民、民间团体、公司进行环境信息交换和交流提供机会和场地。据统计，日本有1000多个环境教育场所及自然学习中心，近4000所自然学校，这些不一样的环境教育场所为政府、企业、环保组织、市民提供了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信息共享的平台，成为公众学习环境与健康知识的课堂。
中加科技总汇董事长汤友志博士说，加拿大在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方面，民众基础深厚，中小学开展环境教育也有长久的历史。加拿大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公众的环境与健康素养，除网站刊登宣传资料外，还有更多的实景教育，如利用加拿大生态保护区，了解当地的生态、植物、动物等知识和细节，中小学和其他的教育培训机构则把素养培养作为学分课程，并通过种种学生兴趣小组、民间组织等参与素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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